信访工作就像在暴雨天撑伞，既要挡得住倾盆而下的矛盾，又要握得稳伞骨里那根主心轴。这半年里那些揉皱的登记表、深夜亮着的台灯，都在逼问我同一个问题：当情绪的火星溅到制度的干柴上，我们究竟是消防员还是助燃剂？

最初接手张婶的拆迁补偿案时，我何尝不是捧着政策文件当盾牌？可当她第三次攥着发黄的合同冲进办公室，我才看清纸上的黑字根本遮不住她眼里血丝织成的网。政策是铁打的，但执行者的手该不该带点体温？后来那半个月，我白天跑测绘局核对数据，晚上蹲在拆迁办复印原始档案，最终在政策缝隙里替她抠出三平米补偿面积。解决问题有时需要把文件翻到卷边，不是吗？

最难缠的是老王家的遗产纠纷。五个子女在调解室撕破脸时，茶水间的纸杯都在跟着发抖。法律条文像把快刀，可斩得断房产证上的名字，斩得开血脉里盘根错节的怨气吗？我试着把调解会搬进他们老宅，让泛黄的全家福代替我说话。当大姐摸着掉漆的樟木箱突然哽咽时，那些在会议室吵不拢的数字，竟在旧物前一点点松动了。原来人心比案件更复杂，但总有些裂缝能透进光。

也有过被堵在楼道里的狼狈时刻。老周举着农药瓶咆哮时，我后背抵着冰凉的防火门突然醒悟：激流中的绳索不能绷得太直。后来我学会了在笔录本旁边放包烟，信访室角落里永远备着菊花茶。这些看似多余的细节，往往比公章更能撬开锈死的门闩。

半年积下的二十多本调解笔记，每一页都在嘲笑我当初的天真。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答案？更多时候我们是在灰色地带跳格子，这边压下一寸，那头就得垫高三分。现在再听到拍桌子的声响，我反而会先给对方续杯热水——沸腾的情绪，总要有个降温的过程。当信访干部最怕什么？大概是把自己活成一台只会盖章的机器吧。